据新华社报道配资114，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5月3日的联邦大选中率领执政党工党赢得2025年联邦选举。
根据当前票选结果，工党已获得第48届联邦议会众议院超过半数席位，再次组成多数党政府，避免了与其他党派或者独立候选人合作获得多数的情况。
澳大利亚总理任期三年。2022年5月，阿尔巴尼斯率领工党击败自由党，成为澳大利亚的新总理，一举结束了保守党此前在澳大利亚连续9年的执政。由此，阿尔巴尼斯成为2004年以来第一位连续赢得选举的澳大利亚领导人。
5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就澳大利亚联邦大选结果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对工党和阿尔巴尼斯总理表示祝贺。中方愿同阿尔巴尼斯总理领导的澳大利亚新一届政府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继续推动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经济议题左右选情
胜选后，阿尔巴尼斯在悉尼工党总部发表的胜选演说中重申有关医保、气候变化、可再生能源和原住民等方面的政策。阿尔巴尼斯说，在全球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澳大利亚人选择以澳大利亚的方式应对全球挑战：建设未来的同时彼此照顾”。他还表示工党将成立多数党政府，并表明自己出任下任总理的意愿。
对于此次选举，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所长陈弘告诉第一财经，在经历了三年的持续通胀、高利率和澳大利亚全国范围的住房短缺之后，生活成本一直是2025竞选活动的前沿和核心。此前，竞选双方都承诺如果他们获胜将为选民提供纾困措施，比如工党提出减税，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则承诺立即降低燃料价格。
陈弘表示，当前澳大利亚经济处于一个低迷状态，对于选民而言，最重要的考虑就是民生问题，谁的经济政策能够给改变现状，比如解决生活成本上升，尤其是高房价的问题，显然将得到选民的青睐。以抑制高房价为例，今年澳大利亚政府颁布新规，通过限制购房移民热潮以期降低高房价。但是在陈弘看来，澳大利亚高房价问题的解决并不是通过减少移民就行，“而且当前澳大利亚的房价不可能因为移民减少而下降。”
也正是选民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使得阿尔巴尼斯的支持率在今年年初之前一直落后于反对派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候选人达顿。陈弘告诉第一财经，“直到今年年初，阿尔巴尼斯的民调实际上还是处于落后，因为反对党大打‘经济牌’，把澳大利亚经济低迷的现状全都归咎于现政府。”
纵观阿尔巴尼斯政府三年来的执政配资114，陈弘认为，实际上他希望能在内政、外交有所作为，比如希望延续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至少确保美国政府不会在他的执政期间进行“搅局”。在这一基础上，阿尔巴尼斯继续能够对内政外交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做法和理念，“但遗憾的受制于经济问题，阿尔巴尼斯的支持率此前一直处于落后地位。”
此外，陈弘还认为，阿尔巴尼斯此前推出的一些不合理政策，比如旨在维护澳大利亚原住民权益的历史性公投失败，也在某种程度上拖累了支持率。但这一局面在今年年初之后出现了转变。
陈弘表示，今年以来，反对党一方，尤其在2月之后对局势陆续判断失误，使得支持率被反超。比如在清洁能源领域，反对党领袖达顿提出澳大利亚要“拥核”，在陈弘看来，这显然与澳大利亚民众渴求和平、不希望改变现状的理念背道而驰。此外，反对党在减税、巴以问题等方面的主张，都暴露出其决策能力和对现状判断的不足，导致民调落后。
2日晚，也就是选前最后时刻的民调显示，总理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目前以52.5%对47.5%的优势领先自由党-国家党联盟。
3日晚选举结果出炉后，达顿在布里斯班承认败选。作为联盟党的领袖，达顿此次不仅在联邦选举中败给了阿尔巴尼斯，还在迪克森选区的竞选中败给了工党的阿里·弗朗斯。这使得达顿成为第一位在选举中失去席位的联邦反对党领袖。反对党由此陷入了全龙无首的尴尬境地。
特朗普因素成反对党致命“包袱”
陈弘认为，与此前加拿大选举类似，“特朗普因素”其实也在暗中搅动此次澳大利亚联邦选举。“特朗普在去年11月胜选后，当时达顿就在公开场合表示，他愿意做‘澳大利亚的特朗普’，因为他的一些极右思想，比如反移民等，与特朗普的政策理念很相像。”
但是，在陈弘看来，后续特朗普在执政中频频推出极富争议的政策，又或者一些倒行逆施的行为，引起了澳大利亚民众对他强烈的不信任与反感，“这就与加拿大大选的情况如出一辙，对特朗普的反感也随之映射到了达顿身上。也就是，所谓的‘特朗普效应’在大选中给达顿‘帮了倒忙’。”
澳大利亚学者也认同达顿与特朗普的关系似乎已成为澳大利亚选民的负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安全与情报研究教授约翰·布莱克斯兰表示，达顿过于热情地支持特朗普的胜利，包括称赞特朗普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并效仿美国总统，比如谈论削减公共部门的职位。
澳大利亚研究所智库首席政治分析师艾米·雷梅基斯评论称，达顿长期以来形容自己是最适合与特朗普打交道的政治家，他在大选前告诉人们，他和特朗普足够相似，他们会相处得更好，他是特朗普喜欢的那种人，但澳大利亚人民现在并不想要一个能和特朗普相处融洽的领导人，而是一个敢于与美国总统对抗的人。
此后达顿本人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但似乎有些晚了。在4月中旬的一场领导人辩论中，当主持人问他是否信任美国总统时，达顿似乎急于与特朗普保持距离，称“我不认识特朗普；我从未见过他”。
至于备受关注的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影响，陈弘表示，仅就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而言，影响不大，但是由于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因此，澳大利亚特别关注特朗普政府对华的关税动向，担心影响会波及到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往来，而这是澳大利亚政商界最不愿看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阿尔巴尼斯政府时期，中国与澳大利亚双边贸易出现了改善。2023年以来，中澳双方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就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磋商并取得成效。当前，随着双边的贸易禁令的全部取消，澳大利亚的葡萄酒、龙虾、牛肉、苹果等产品重新回到中国市场。
此前，来访上海的南澳大利亚州贸易投资部长周凯奇（Joe Szakacs）在接受第一财经的专访时强调，当前世界中，关税、经济萧条、地缘冲突都是对经济发展不容忽视的挑战，这就使得自由贸易，尤其是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显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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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寅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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